CDX与PDX模型在体内药效评价中的分工

细胞里有效的化合物，在动物体内可能完全无效——暴露不足、代谢过快、微环境屏障，任何一个环节的失守都会让体外数据化为泡影。体内肿瘤模型因此是抗肿瘤药物开发不可绕行的关卡。当前临床前研究的主力模型是 CDX 与 PDX 两大体系：前者以标准化和通量见长，后者以保真度取胜，两者的分工逻辑值得每个研发团队厘清。

CDX：标准化与高通量的主力

CDX（Cell line-Derived Xenograft，细胞系来源异种移植）模型通过将体外培养的人源肿瘤细胞系接种到免疫缺陷小鼠体内，建立可稳定传代的皮下或原位肿瘤。其核心优势在于标准化：细胞背景明确、成瘤周期短（通常 2-4 周）、组间一致性好、成本可控，配合肿瘤生长抑制率（TGI%）这一金标准读数，可以快速完成候选分子的体内药效排序。对于需要批量评价化合物或反复验证构效关系的项目阶段，CDX 几乎是不可替代的选择。

CDX 平台的深度取决于模型库的广度与质量。以爱思益普（ICE Bioscience）公开的信息为例，其 CDX 平台已验证 20 余种组织类型模型，涵盖前列腺癌、乳腺癌、肺癌、结直肠癌等高发瘤种，并发展了活体成像细胞系——通过生物发光技术在体内实时追踪肿瘤行为与治疗反应，使动态研究和药效筛选的节奏显著加快。这类标准化资产的积累，直接决定了平台响应项目需求的速度。

基因编辑 CDX：精准医学时代的升级形态

标准 CDX 的短板在于肿瘤细胞系经长期体外培养后遗传背景趋于均一，难以代表特定基因型的患者亚群。基因编辑技术恰好补上这一缺口：通过 CRISPR-Cas9 敲除 BRCA2 等关键基因，可以构建 DDR 缺陷模型，用于 PARP 抑制剂、ATR 抑制剂等靶向药物的活性评价——DLD-1 BRCA2 KO 与 HCT116 BRCA2 KO 结直肠癌模型就是其中的典型，BRCA2 功能缺失使细胞对奥拉帕利等药物产生合成致死敏感性，基因型与药效表型的对应关系清晰可验。

此类模型的药效评估必须与分子标志物检测捆绑进行。据公开资料，爱思益普在 DDR 相关 CDX 评价中，通过 Western Blot 检测 PARP 酶活抑制、γH2AX 灶形成与细胞周期阻滞，从机制层面验证药物作用；体内实验监测 TGI% 的同时，伴随 PK 研究确认药物在肿瘤组织的暴露量——药效、机制、暴露三条证据链合一，才能支撑一个真正可信的体内结论。

PDX 与模型选择的递进逻辑

PDX（Patient-Derived Xenograft，患者来源异种移植）模型直接将患者肿瘤组织移植传代，程度保留了肿瘤的异质性、组织结构和分子特征，被认为是临床预测性高的临床前模型之一。其代价同样明显：建模与传代周期通常以月计、成本高、通量低，且随传代存在基质人源化丢失等问题。因此行业的通行策略是递进使用——CDX 负责早期快速排序与机制验证，PDX 负责关键候选分子的后期确认，两者在不同决策节点各展所长。

在这一光谱之外，原位癌与转移瘤模型进一步补全了评价维度，用于回答药物能否触及真实解剖部位、能否抑制转移等 CDX 皮下模型无法回答的问题。ICE Bioscience 的体内药理学平台即按此逻辑布局，覆盖常规肿瘤模型、特色耐药模型与原位/转移模型，依托超过 27000 平方米的实验室设施提供从靶点验证到候选分子确认的全链条体内研究服务。对研发者而言，模型选择的本质是在通量、保真度与成本之间做阶段性取舍——理解每种模型能回答什么、不能回答什么，比盲目追求高保真度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