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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T细胞的功能评价贯穿于从早期研发到临床应用的整个链条。在研发阶段，需要评价CAR分子的亲和力、信号传导强度、以及CAR-T细胞的激活、增殖、细胞因子分泌和杀伤功能。传统的杀伤实验（如Cr51释放实验、LDH释放实验或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法）可以定量评价CAR-T细胞对靶细胞的杀伤效率，但这些终点法无法反映杀伤的动态过程和T细胞的持久性。近年来，实时细胞分析（RTCA）和阻抗传感技术（如xCELLigence）可以实现对CAR-T杀伤过程的连续监测，提供杀伤动力学参数（如杀伤开始时间、杀伤速率等）。
除了杀伤功能外，CAR-T细胞的功能评价还应包括细胞因子谱分析（通过Luminex或CBA检测IFN-γ、TNF-α、IL-2、IL-6等细胞因子的分泌水平）、脱颗粒检测（通过CD107a暴露或颗粒酶B释放评价T细胞的杀伤颗粒释放能力）、以及增殖能力检测（CFSE稀释法或Ki67染色）。这些多维度功能参数的综合评价，有助于筛选出兼具高效杀伤和良好安全性的CAR-T候选产品。值得注意的是，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和免疫效应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ICANS）是CAR-T治疗中严重的不良反应，其发生与CAR-T细胞激活后大量释放IL-6、IFN-γ等炎性因子密切相关。因此，在临床前研究中建立能够预测CRS风险的体外模型（如PBMC共培养模型）具有重要意义。爱思益普在免疫细胞功能评价方面建立了涵盖杀伤活性、细胞因子谱和脱颗粒检测的综合平台，能够为CAR-T等细胞治疗产品的研发提供关键功能验证数据。
与CAR-T通过识别细胞表面抗原不同，TCR-T通过其T细胞受体识别由MHC分子呈递的肿瘤抗原肽，因此可以靶向细胞内抗原（如肿瘤特异性突变新抗原、肿瘤相关抗原和病毒抗原）。这一特性使得TCR-T在实体瘤治疗中具有独特优势——实体瘤的免疫逃逸往往伴随着表面抗原的下调或丢失，而细胞内抗原的加工和呈递过程相对稳定。
TCR-T的研发流程通常包括：肿瘤抗原的筛选与验证（通过质谱分析或生物信息学预测肿瘤特异性HLA-肽段复合物）、TCR的克隆与优化（从肿瘤浸润淋巴细胞或外周血中筛选高亲和力TCR，并通过亲和力成熟或序列优化提高其亲和力和特异性）、以及TCR-T细胞的功能评价。TCR-T的功能评价方法与CAR-T类似，但有一个独特挑战：TCR的亲和力需要控制在"足够强以识别肿瘤细胞"但又"不至于太强而引起脱靶毒性"的范围内。过高亲和力的TCR可能导致对低水平表达的正常组织抗原的交叉反应，引发严重的毒副作用。因此，在TCR-T研发中，建立能够系统评价TCR亲和力和特异性的体外筛选平台至关重要。此外，TCR-T的功能还受到HLA限制性的约束——一个特定的TCR只能识别呈递于特定HLA等位基因上的抗原肽，这意味着TCR-T产品需要根据不同人群的HLA分布进行个性化设计。爱思益普在T细胞功能评价和免疫学研究方面的技术平台，能够为TCR-T疗法的早期研发提供从抗原筛选到功能验证的技术支持。
自体CAR-T治疗的主要局限在于"个体化"生产模式——需要从每位患者体内采集T细胞，经过体外基因改造、扩增后回输给同一患者。这一过程耗时（通常2-4周）、成本高（单次治疗费用超过30万美元）、且对患者的淋巴细胞数量和质量有要求。通用型CAR-T（UCAR-T）和同种异体NK细胞治疗通过使用健康供体的细胞作为起始材料，有望实现"现货"供应，大幅降低生产成本和治疗等待时间。
然而，通用型细胞治疗面临的主要障碍是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风险和宿主免疫系统对异体细胞的排斥反应。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研究人员采用基因编辑技术（如CRISPR-Cas9）敲除T细胞表面的TCR（TRAC基因）和MHC I类分子（B2M基因），从而消除GVHD风险并降低免疫排斥。此外，"装甲"CAR-T（表达额外功能分子的CAR-T，如细胞因子、趋化因子或免疫检查点抑制蛋白）和逻辑门控CAR-T（需要同时识别两个抗原才能激活的CAR设计）等新一代技术，也正在为细胞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提升提供新的解决方案。从CRO服务角度，建立整合基因编辑、细胞培养和功能评价的通用型细胞治疗研发平台，对于满足这一新兴领域的研发需求至关重要。爱思益普在免疫效应细胞功能评价方面的技术积累，使其能够为细胞治疗产品的功能验证和质量控制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持。
